六、結論

　　根據上述各個方面的總結，筆者認為，匈人和匈奴之間的直接傳承關系靠現(xiàn)有的證據還無法證明，從種種跡象來看兩者確實可能有著某種聯(lián)系，但是差距亦是顯而易見的和根本性的。所以筆者更傾向于這種觀點：東漢時期北匈奴在漢和鮮卑的強大壓力下被迫西遷，再加上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引發(fā)了歐亞大陸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一次多米諾骨牌式民族大遷徙。匈人的先祖可能是遭到了來自東方的侵略和擠壓而進一步的西遷，遷徙的過程中也許吸收了部分西遷的北匈奴，在整合了眾多來源不同的民族后，匈人才進入了東歐，掀開了歷史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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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楊陽，《中國北方匈奴民族形成探源》;

　　【注】

　　1.對于將“Scourge of God”翻譯為“上帝之鞭”，筆者略有不同觀點。對于匈人，尤其是阿提拉，西方宗教界一直冠以魔鬼的稱號，就算阿提拉死后很多年，匈人在世人眼中依然是魔鬼的代言人。然而上帝之鞭暗含著“上帝借阿提拉之手懲罰凡人”之意，而這層意思是西方宗教界中沒有出現(xiàn)的，故筆者以為翻譯成類似“諸神的瘟疫”要比上帝之鞭來的妥當。

　　2. 該觀點來自方漢文《匈族Huns西遷與羅馬帝國的崩潰》，載于《尋根》2006年第6期。然而賈衣肯所著載于《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2006年第10期的《匈奴西遷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似對此觀點頗為不屑。筆者對于本文涉及的其他方面多少有些涉獵，但惟獨甲骨文方面幾乎算是一片空白，無法判斷雙方的說法誰更有理有據，為了保險起見，將賈文對于該問題的評價摘抄如下：

該文“甲骨文‘亞匈’即匈奴”。殷商時期匈奴部族統(tǒng)稱為“匈”的論點似缺乏堅實的依據。首先，作者將甲骨文中的“”字釋讀為“亞兇”有誤，該字一般作“擒”解。第二，作者引以為據，附在文中的甲骨集《卜辭通纂》第499片圖片明顯倒置，同時誤將“”字釋為“兇”;第三，文中作為重要論據引用的甲骨集《卜辭通纂》第494片文字有誤，并且在論述中轉引郭沫若對該片內容的釋文時，擅自將“方”改寫為“兇方”未免主觀臆斷。因此，作者“亞兇就是匈奴，也是以后從中國北部消失，而在歐洲出現(xiàn)的HUN族”的推論也就難以成立。

　　孰是孰非，還請對甲骨文方面了解的牛人來為筆者釋疑。

　　3. 夏德對于這個詞條還有另一種解釋，他認為這位忽倪就是古典史料中阿提拉的幼子艾爾納克(Emac)，聲稱他在阿提拉死后率領部眾回到伏爾加河舊地繼續(xù)統(tǒng)治，同時和中國有所來往。此說漏洞百出，甚至早已被大多數同族論者所拋棄，故沒有將其列入文章之中。

　　4. 余太山先生認為這支留下的羸弱之眾是遷徙過程中脫離北單于部眾的，不可能知道之后北單于西走康居的情況，故認為這條國條也有后人猜測和附會之嫌，亦有可能是北魏人將此北單于和西漢元帝時期亡命康居的郅支單于混淆。筆者以為北單于安置這些部眾之時，完全可能告知他們本部遷徙的下一步計劃，所以悅般國人知道單于西走康居并不違背情理，而認為北魏史書講前漢的事情和后漢弄混淆，也是不太可能的。

　　5. 有的學者認為馬氏的《歷史》中光說匈人“游”而未說其“牧”，說明匈人牲畜很少，游牧特征不夠明顯。筆者以為這是因為馬氏在匈人篇的姊妹篇阿蘭篇中已經詳細介紹了他們游牧的情況，他認為匈人和阿蘭人關系密切，故在匈人的章節(jié)中省略了相同的部分而導致的。

　　6.對于此詞的歸屬，韓百詩認為可以用突厥文adgu來解釋，意思為“好”，且認為金帳汗國時期不少人名與其類似，故應歸屬到突厥語系中。